一桩交易的买方或卖方如果认为结果对自己不利，那么交易不会成功，所以两愿交易被认为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但是交易成果可能会对第三方造成额外的影响。从受到影响的第三方角度来看，这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例如工厂排放污染），也有可能是正面的（采蜜的蜂群也会附带给邻近植物授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在合理条件下，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非社会最优的结果。那些遭受外部成本的人是不由自主的，而那些享受外部利益的人则不需耗费成本。

如果有外部成本存在，两愿交易可能会减少社会福利。遭受空气污染外部性影响的人将其视为自己的效用降低：主观的生气不满或自己负担的成本，例如医疗费用较高。外部性甚至可被视为危害居民的肺部，侵犯到他们的生命与财产权。因此，外部成本可能构成道德或政治上的问题；或被视为生命与财产权无法明确界定的情况，例如，排放污染到物权没有归属人的水域（象征性地为社会大众公有，或是明文在某些国家或/且法定传统上；例如禁止排放污水到溪流或海洋中）。

另一方面，正面的外部性将会增加第三方的效用，集体社会福利得到改善；而提供此外部性的私有者却无法获取其利益，即少有意愿增多生产；那么依无政府的理论模式中，集体的福利不会达到社会最优的数量。具有正面外部性的物品包括教育（被认为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和福利，尽管更高教育水准的外部性，将由更高工资率而内部化），公共卫生计划（可降低第三方的健康风险和成本，例如传染疾病）和正直的司法与执法。

正面的外部性通常与搭便车问题有关。例如，接种疫苗的人减少了周围其他人感染相关疾病的风险；在高水准的防疫措施下，社会将获得很大的健康福祉; 但任何人都有可能拒绝接种疫苗，却仍然借由“搭便车”的方式，规避掉原应支付接种疫苗的费用。

当涉及负面的外部性时，有一些提高整体社会效用的理论方法。其一是以市场驱动来纠正负面外部成本，对第三方不愿承担的成本将其“内部化”，例如要求污染者赔偿或修复排污所造成的任何损害。但在许多情况下，内部化成本或收益是不可行的，特别是无法确定造成外部性真正的货币价值。

尽管外部性不一定是轻微或局部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时将外部性称为“邻域效应”或“溢出效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同样地认为，外部性是因为拥有“个人财产权的明确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