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等人（2008）将主权违约带来的影响以四种成本进行划分：声誉成本、国际贸易排除成本、国内经济体通过金融市场再融资成本和政府当局的政治成本。其特点是易于定性而难于定量。

参考已发生的主权违约事件，主权违约通常会导致该国主权债务的在短期的评级下降。主权违约的发生与债务评级的下降将给予潜在投资者消极的信号，从而使潜在投资者拒绝购买该国新的主权债券，使违约国更加难以从市场上融资。一个反向的论证基于对19世纪美国各州政府债务违约的研究，研究证明在主权债务违约发生之后，愿意并确实偿付债务的州政府，能比那些继续拖欠债务的州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

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市场的私人经济部门而言，其所在国发生主权违约意味着私人经济部门在外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在1984-2004年的20年间，由于主权违约导致私营部门通过外部市场融资的数量减少了40%，并且这一影响的持续时间延续至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一年之后。对应的，针对违约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数量也会下降，来自原债权国的投资减少更加明显。而双边贸易额的减少更可持续长达15年。这种贸易的减少可能是潜在投资者对该国信用和风险的评价反应，也有可能是主权债务的债权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进行了惩罚性的限制。这些因素共同收紧了面向主权违约国家的现金流，因而增加了该国私营部门通过市场融资的难度。

由于新巴塞尔协议对协议各国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组提出的新要求，低于最高信用评级的主权债券将会因其存在的风险、较低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被排除出核心资本之外，这将导致大量银行不得不改变其核心资本结构并出售掉这部分主权债券。由于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券的主要卖家往往是大型银行，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Borenzstein和Panizza（2008）通过分析亚洲和拉丁美洲主权债务违约现象时，发现主权违约将迫使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进行类似“再资本化”的行为，有可能因这一行为对银行流动性的要求触发当地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

Alichi（2008）认为当一国国内经济十分脆弱时，此时政府会发生类似私营经济体的战略违约。通常主权违约的解决方式是通过与主要债权人的谈判达成重组。如1961年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承担了大量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重组的安排。但主权国家面对外部偿债压力的反应是双向的：一方面主权国家会为寻求未来可持续的融资渠道而提高还债意愿；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也会试图考虑通过拖延偿债以在谈判换取有利的条件，如偿还时限的延长、利率的下调甚至本息的减免，并承担偿还债务后国内经济衰退的风险。因此主权国家存在主权债务违约前、后与债权人博弈的意愿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