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在一战以前只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早期曾被人提及，但是仍不具备完善的系统性，也没有被纳入任何实际性的长期计划。只有相对较少的国家拥有社会保险计划，这些计划的涵盖范围相当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1919~1924），国家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延伸到外籍劳工、农业劳动者以及提供失业和生育津贴。到了1920年代中期，国际劳工组织（ILO）加速推动社会保险政策，使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对于这个政策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生活成本的增加，降低了社会保险计划的效率，因此各地国家政府开始推动改革、立法创新。战间期，除了工伤事故之外，疾病保险也被列为第一个主要优先事项，然而大量新增的养老、医疗、住房和复健方面的需求需要相当大的公共支出，为了帮助各个国家解决此项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劳工组织（ILO）推动了强制提拨的社会保险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球福利改革情势的重要时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使社会和经济生活从根本改变，并且更加清楚表达公平与民主的愿景。此时，国际劳工组织（ILO）从社会保险的魔是跳脱出来，转变成一种更加整合社会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社会安全措施的延伸可以提供基本收入给需要这种保障和综合性医疗保健的所有人。并且在1944年的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两项建议：收入安全建议书（the Income Security Recommendation）（编号67）和医疗保健建议书（the Medical Care Recommendation）（编号69），此举明确强调社会安全是全体公民的基本与普遍的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保险和社会安全的基础加以整合，利用社会保险的强制提拨方式，进行社会安全的规划。而社会保险与社会安全不同的地方在于社会保险所涉及到的范围为可能会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工人可能会投保的范围为疾病、生育、失能、老年和失业等。社会安全则是对于那些有需要提拨的对象但却不属于强制行社会保险的照顾范围，像是受抚养的子女与具有需求的残疾失能人士，以及老年人与寡妇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救助。后来，从“社会安全信条”的角度来看，国际劳工组织(ILO)社会安全专家之一的盖伊•佩林（Guy Perrin）认为这是“在全新的架构里”寻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两者的调和，以期待国际劳工组织(ILO)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安全国际化的过程里，能够开创新局、并扮演好新的角色。